中新社北京2月3日电 题：古代东西方语言文字如何互有影响？

　　作者 刘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能最明确地表现出世界不同民族的特性和习俗，是民族的特定符号；文字书写语言，一方面表现出与语言相同的独特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吸纳性。

　　古代东地中海地区及西亚、南亚、中亚和东亚地区，即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其语言文字状况十分复杂，多样性占据主流，但也有相互影响、借鉴之处。关注古代东西方语言文字交流、交往过程和现象，能为未来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角度和思路。

　　通用语言文字的分布、接触及途径

　　古代东西方文明发展和交往过程中，在不同区域都出现了使用通用语言文字的现象。

　　在古代西亚，阿卡德语楔形文字(Akkadian Cuneiform)使用近两千年，成为古代两河流域(ancient Mesopotamia)历代国家的官方语言；公元前15至前5世纪使用的标准巴比伦语(Standard Babylonian)是古代西亚北非国际交往的通用语言、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商用语言；公元前4世纪始，希腊语(Greek)字母文字迅速在西亚、中亚和南亚次大陆西北方扩散，形成通用希腊语(koine)，成为一些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字、代表上层贵族和祭司身份的语言文字和商用语言文字。

　　在东亚，汉字以中国中原为中心，向东西南北扩散。公元前2世纪前后，其成为与西域各国、各边疆民族官方交往用的语言文字，后又成为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官方语言文字和知识书写用语言文字。

　　文明交往过程中，不同语言文字发生接触，交流呈现更丰富、复杂的样态。楔形文字体系向外传播，开始表达如赫梯语(Hittite)、乌加里特语(Ugaritic，又译作乌迦利特语)、古波斯语等其他语言；在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和阿富汗地区，阿拉米语和通用希腊语在此交汇，促进了婆罗米文(Brahmi)和佉卢文(Kharoshti)等文字体系的形成，并对梵语(Sanskrit)产生影响。

　　婆罗米文和佉卢文作为早期丝绸之路东段使用最为广泛的文字体系之一，与汉字共同影响着粟特文(Sogdian)、女真文等文字的书写传统。汉字及其部首也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及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文字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语言文字的接触途径十分多样。如果说楔形文字、希腊文的扩散更多依赖于军事扩张行动，阿拉米文的传播更多源自民间交往、人口流动和行政管理所需，而婆罗米字母和梵语的东传主要是佛教传播的结果。文字体系能包容多种语言，鲜明地体现出文明交流中的包容性和吸纳性特点。

　　语言文字的融合表现

　　不同的语言在接触中一般会出现“借用”和“融合”现象。“借用”可参考上述语言文字接触后发生的文字体系表达不同语言的现象，“融合”则如希腊语融合了多利亚、爱奥尼亚等多种方言，有些地方会产生“混合语”，有的则是一种语言排挤代替了其他语言，保留自身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按内在规律继续发展。

　　语言的接触会相互影响，使双方或多方语言发生变化。希腊人借用腓尼基字母(Phoenician)时增加了元音；汉语与阿卡德语从未发生直接接触，但存在借词现象，如汉语中的芝麻源自阿卡德语šamašami。汉语和希腊语也是如此，著名翻译家、古典学家罗念生指出，葡萄来自希腊文的botrus。汉字对西方语言文字的影响也不小，比如茶在土耳其语中读作Çay。

　　语言的借用和融合同样发生在文字中。以西亚为核心的楔形文字书写体系被借用表达20多种语言，分属闪(塞)含语系(Semite-Hemite)、印欧语系(Indo-European)等多个语系；阿拉米字母和希腊字母的使用范围更加广阔，被用于表达南亚、中亚多种语言，进而书写西域多个国家和民族的语言。

　　书写材料的使用也能佐证文字融合现象。最早的楔形文字用泥板书写，原因是在楔形文字产生的两河流域冲积平原上，泥土和芦苇制成的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可用于书写的资源。但在传播过程中，泥板这种载体随之扩散，在西亚各地、克里特迈锡尼、南高加索地区都被接受。汉代西域聚集了多种语言文字，有些保留了各自的书写传统，但大都接受纸作为书写材料。

　　磨合、留存与文明发展

　　语言文字的接触中，必然存在碰撞和冲突。文字往往产生于社会复杂化程度较深的地区。其扩散会导致两种情形：一是文字被接受表达当地语言，这是早期丝绸之路最为常见的情形；二是当地语言和文字被取代。但消亡的语言通常会留下一些痕迹，如某些发音方式的特点，当地地名或特有地貌、物产的名称等。

　　磨合是逐渐发生的。翻译或转写语言文字作品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主动行为，目的是让不同语言背景的人能够理解作品，对原文语义、语法、文化背景做出重新表达。如对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作家作品的翻译和转写，经过希腊人、罗马人的保存整理，被阿拉伯帝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基督徒、犹太人和波斯学者)研究、翻译和注释。这些文本向西在中世纪教会由经院哲学家进行阐释并流传；向东也传至中国新疆，近年发现亚里士多德文本残篇佐证了这个过程。

　　当这种文本转化不断扩大，乃至影响一种语言、文字的书写和表达时，语言文字的融合，文化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借鉴也随之实现。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典翻译持续了约一千年(公元2—11世纪)，根据中国学者储泰松的研究，这个过程奠定了汉语吸收外来语的基本模式、充实了汉语词汇的家族、丰富了汉语的构词法、加速了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进程、促进了汉语口语化的发展。

　　秦汉之际，西域语言流动速度加快，语言版图多次发生变动。最初以印欧语系为主，后蒙古高原的阿尔泰语系语言影响扩大；再后汉语影响扩大，语言类型更加丰富，文字形式更加复杂；最终，印欧语系语言主体退出河西走廊，汉语成为丝绸之路主要交际语言之一，语言接触与跨语言交际成为常态。

　　聚焦早期丝绸之路上语言文字的接触和互鉴，能为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古代丝绸之路的运行、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表现和机制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为进一步理解自古及今文明交流互鉴对世界文明演进、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特征和规律提供借鉴。(完)

　　作者简介：

　　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担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从事世界上古史、古代西亚文明(亚述学、赫梯学)研究。